结缘锦屏

杨有赓是贵州金沙人,1933年出生。196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参加工作的当年,他就被安排随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经济调查组赴锦屏开展清水江流域民族经济调查,因此与锦屏结上了缘。在锦屏,杨有赓随调查组在三江、茅坪、卦治、高岑、文斗等公社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收到了大量锦屏林业经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在当时全省“林业红旗单位”高岑公社魁胆大队待了十来天，重点调查魁胆侗寨的林业历史,杨有赓还与魁胆人、时任高岑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藩打上了“老庚”。在文斗苗寨,他们住在下寨大队会计姜元均家。在姜元均家里,杨有赓发现他还收藏有大量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山林土地契约文书。当时正在开展“四清”运动,这些旧契约文书被视为“封建糟粕”,是不能够公开的。出于好奇,杨有赓私下向姜元均借了三百多份林业类的契约文书带回去所里做研究。回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来锦屏开展民族经济调查的调查组成员或被打倒,或被“靠边站”,杨有赓属于“被打倒”的人。他们从锦屏调查得去的那些资料全部被“造反派”抄走。1979年,杨有赓被平反。1980年,他从单位的垃圾堆里发现1964年他们从锦屏调查得去的那些资料,如获至宝。有了这些资料,从此他就开始了对锦屏林业的研究,经常在《贵州民族研究》《贵州文史丛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锦屏林业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文章。此期间他多次来到锦屏进行调查走访,对锦屏的感情也不断加深。

锦屏县是中国南方著名的集体林区,从1956年开始,州、省乃至国家林业部门频繁地在锦屏进行林业政策试验。1979年至1984年,在上级党委和林业部门的支持下,锦屏县委先后实施了林业“三定”、争取“自主材”、以木换粮、发展集体林场等系列改革措施,都取得成功,使锦屏林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83年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林业部部长雍文涛来到锦屏林区考察,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回去写成了《坚持搞活经济是集体林区治穷致富发展林业的根本道路》的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锦屏所开拓的以林养林之新路。此文经万里委员长、姚依林副总理批示,改题目为《杉木之乡的中兴之路》,发表于《人民日报》上。

1985年1月,锦屏县委借鉴农业承包到户的成功经验,在林业上实施山林分户承包经营改革,也就是把过去由集体统一经营的林业改变为由农户分散经营,将集体林场的林木分散到农户来管理。而当年,正适国家取消集体林区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木材价格随行就市,木材的价格因而有较大的提高。实行山林分户经营后,部分群众就趁木材价格看好将所分得的木材砍伐出售。也有一些人担心政策多变,到手的林木得而复失，便争相砍卖,于是出现全县性的乱砍滥伐的局面。

锦屏山林分户经营改革,吸引了全省上下的关注。一些专家学者就深入调查,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研究。1986年春,贵州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有赓来到锦屏,在县人大常委主任姜继源等的带引下,深入魁胆、菜园等林业重点村就林业改革出现的问题进行调研。同年6月,杨有赓在《贵州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锦屏林业改革的成败及其战略研究》的文章。文章对锦屏县委实施的林业分户经营改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 一、山林分户经营改革,导致森林资源受到破坏。把集体所有之大片用材林均分到农户,实则转化为个人所有,造成林农的暂时富裕和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形式上看是林衰而民暂富，实质上是"林衰民穷”。二、山林分户经营破坏了“谁造谁有"的基本政策。推行山林分户经营,将集体林和林场林一律山分山、树分树,按人口平均分到户。这一作法从根本上破坏了“谁造谁有”的基本政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森林资源的巨大破坏。锦屏的森林好不容易闯过了“十年浩劫”,想不到“中兴”之际,竟又丧生于“改革”的旗号之下。三、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山林分户经营的改革,生搬硬套农业分户经营的经验,脱离了锦屏的实际,与林业经济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把所有的山林均分到户,就等于开放“绿色银行",将劳动者的多年“存款”彻底分光。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于原始的平均主义和封建社会农民空想的均产制,完全取消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1987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中发[1987]20号),明确,集体所有集中成片的用材林,凡没有分到户的不得再分,已经分到户的,要以乡或村为单位组织专人统一护林。此后,锦屏山林分户经营改革不再进行。

托付心愿

1985年我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当年,杨有赓来锦屏开展林业改革调研,经常来到县地方志办公室找资料,我因此与他相识。因我是魁胆人,而他曾与魁胆的王世藩打“老庚”,所以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杨有赓这人,学识渊博,耿直而有几分侠气,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与他相熟后,我们就成了师生兼朋友,互相往来就渐频繁起来。我每次到贵阳出差,有事无事都要去他家坐坐,有时甚至在他家吃住,每次都与他聊锦屏的林业历史。

1987年,杨有赓将从锦屏得去的林业历史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形成《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作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完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布置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任务的内容,1988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组成部分,既是一本介绍贵州省锦屏县侗族的社会历史基本情况的书籍,更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清水江流域人工林业历史的专著,书中将1964年杨有赓等在锦屏调查得去的林业发展历史资料、尤其是从文斗姜元均家收集去的林业契约文书第一次正式向世人公布,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此书出版不久,日本学习院大学副教授武内房司就专程到贵阳找杨有赓,向他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所刊布的林业契约文书资料,杨有赓将所掌握的文斗苗寨契约文书向他展示,武内房司对这些文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杨有赓陪同他三次来到锦屏文斗以及平敖苗寨进行考察。

1993年杨有赓退休后,就全心投入到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研究之中。1995年,他两次带领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唐立博士来到锦屏,在也已退休的老朋友姜继源的带领下,到《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书中刊录其林业契约文书的文斗、平敖两个苗寨对林业契约文书产生的历史现场进行调查,还从平敖苗寨姜于休等户借出了两千多份契约等文书原件。1996年,杨有赓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与唐立、武内房司合作,将从文斗借出来带去的858份契约文书原件进行扫描、点校，历时4个月,辑成《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3卷),于2001-2003年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扫描、点校结束后,杨有赓将这858份文书原件悉数带回。这套丛书的出版,是锦屏文书第一次走出国门。

1995年杨有赓带唐立来锦屏平敖、文斗两寨进行调查和收集契约文书时,两次到县志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他们在这两村开展的工作情况。因此前我从未接触过林业契约文书,所以对他们的工作意义不甚了解。1996年《锦屏县志》编纂工作结束,我调到县档案局工作。1997年春,老领导姜继源带我到他家,将杨有赓他们从平敖借来拍照后放在他家的一千多份契约文书交给我,说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没用,你拿去好生做研究。我将这些文书带到档案局,无事时候进行翻阅,才渐渐悟出它们的价值,也才明白日本人为何千里迢迢跑来收集和研究。1999年11月15日,我到省档案局参加学术会议。晚上无事，我去拜会老朋友杨有赓,并就从姜继源老主任那里得的那批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利用等问题向他请教。他非常热情,对我说,锦屏的林业契约文书是很宝贵的东西,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学者对它非常感兴趣,相信今后一定会成为能打到国际上去的文化品牌。他还饶有兴趣地向我介绍前几年他应邀去日本同唐立、武内房司等一起做锦屏文斗林业契约文书整理的情况。最后,他对我说，他已退休,已经没有精力去做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深入的研究了。你年轻,又是锦屏人,希望你接过我的棒把锦屏林业契约这个文化宝贝进一步挖掘整理,一定要把它推向世界去。他还把他1995年带唐立从平敖村借来做研究的一千多份文书原件交给我,说,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已经没有作用了,你把它带回去做研究。你是本地人,做这些文书研究有优势，希望你做出成果来,那样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个贡献。于是,我带着用一个大箱子装着的那一千多份文书和杨有赓他们在日本点校的那850份文书复印件回到旅馆。

第二天上午,我决定带着这些契约文书去会场找省档案局(馆)的领导,希望能得到他们支持,能够给锦屏解决些经费。为确保说服省局领导成功,我电话邀请杨有赓陪同我前去,他欣然答应。中午休息时,在杨有赓和州档案局长兰奕松的陪同下,我扛着从杨有赓家带来的箱子到省档案局,恰好省档案局的局长刘强、副局长兼馆长蒋国生、副局长李萌以及老馆长韩义义都在。我打开箱子,向他们展示那一捆捆契约文书,杨有赓先生则向他们介绍这些契约文书的价值意义和他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的情况。我则汇报想把这些契约文书搞成特色档案,请省局给锦屏解决些经费把它整理起来的想法。几位领导看过契约文书后，并未出现我想象中应有的惊喜神情,都认为这些契约文书破损严重,抢救起来很费力。蒋国生、韩义义建议我从中选择一部分较有价值和完好的保存在县档案馆中。

对省档案局领导的答复,我感到有点失望。当晚,我又跑到杨有赓家与他继续谈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事 业契约文书的价值的认识得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灰心。你回去以后,要努力争取县里领导的支持。我现在还能跑动,我在贵阳也尽量的支持你,帮你呼吁。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去做,领导今后是会支持的,锦屏林业契约文书肯定能够搞出名堂来。

热心相助

从贵阳回来后,我将从杨有赓那里带来的契约文书交到县档案局,先向局长汇报在杨有赓家获得这些契约文书以及向省档案局领导汇报等情况,然后又同局长到县委、县政府向领导汇报,请县里给解决些经费来整理这些契约文书。也许是当时县里确实困难,也许是当时大家对这些契约文书认识都不是很到位,我们反映和请求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跑了无数次,都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多次到州、省档案、林业部门甚至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去反映和请求,毫无效果。2000年10月20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来到平秋参加侗学会活动,结束后在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带引下来县档案局找我,想了解些锦屏的历史人文情况,我于是向张应强介绍林业契约文书等清水江林业历史文化情况,聊得很投机。其间我向他展示了从姜继源和杨有赓那里得来的契约文书。张应强对契约文书十分感兴趣,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我对张应强说,这些东西我们农村还有很多,只可惜缺乏经费去收集。你能否弄得些经费来,我们一起合作搞?张应强说,他回校后向有关领导作汇报,尽量争取过来联合做。我和张应强还描绘契约文书收集研究工作的愿景,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全县民间保存的契约文书全部收集上来，规范整理,结集影印出版,最后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

2001年8月,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声教授和历史系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伟教授来到锦屏,与锦屏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展锦屏民间林业契约文书征集整理研究的协议,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出经费，锦屏方面出人力共同开展这项工作，具体工作由我负责。杨有赓得知我们与中山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之后,非常高兴,认为锦屏林业契约文书很快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我们同中山大学合作开展民间林业契约文书征集整理工作走上正轨后,杨有赓则兑现他在贵阳为我们奔走的诺言。这时候,他与日本学者唐立等合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一卷已经出版。于是,他就带着这本书到省政府找副省长龙超云等领导,请求支持锦屏林业契约的抢救工作。跑得最多的是省林业厅,其次是省社科院,但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他很着急。2002年3月中旬,中山大学组织有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声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伟,牛津大学教授科大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军等学者来锦屏考察民间契约文书和传统村落。杨有赓闻讯,不顾身体有恙跑到贵州日报社联系记者挤班车赶来锦屏参加考察活动,他向学者们详细介绍了他“发现”和整理锦屏民间林业契约文书的情况以及对诸文书珍贵价值的看法,他关于锦屏林业契约文书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缺少反映古代林业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历史文献空白的看法得到大家的认同。他还提议设立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会。

2010年10月锦屏县政府与凯里学院联合在锦屏举行第一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图书馆、《林业经济》编辑部、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吉首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社科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档案局、黔东南州档案局等学术机构和有关部门65名学者参会,杨有赓被安排第一个作主旨发言,他非常兴奋。他在发言中介绍了他从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文书历程。他说,我是锦屏文书的第一个“发现”者和研究者,我一生与锦屏文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都在追求将锦屏文书发扬光大。记得1999年,王宗勋到我家,同我谈锦屏文书,说有意继我之后做锦屏文书研究。我见有继有人，很高兴,就将我所收到放在家里的平敖村的契约文书一千多份交给他带回锦屏来。锦屏文书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全国罕见,它涉及到林粮间作、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管理等,在世界上具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完全可以就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此后,杨有赓到天津去同儿子居住,我们之间的联系于是就中断了。

2024年是杨有赓“发现”锦屏文书的六十周年。六十年来,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锦屏文书--这些散存于民间百姓家里的故纸走上了神圣的学术殿堂,成为了贵州的一个文化品牌,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锦屏文书的研究也成了一门“热学”,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而且,在“发现”之地锦屏县还得到中央和省财政资金的支持,建有锦屏文书特藏馆。当下,黔东南州委、州政府正在组织力量,紧锣密鼓地将锦屏文书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相信,不久的将来,锦屏文书这张文化品牌定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当我们在研究利用锦屏文书时,请记住它的“发现者”——杨有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