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锦屏县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清代历史文书《培亮寨范国瑞等田土管理执照》(以下简称“执照”,锦屏县文书特藏馆展示有“执照”复制件),以其独特的“身份”和价值,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是馆内收藏6万余份锦屏文书中的代表之一,在锦屏文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影响力。

“执照”来源及内容

2004年11月,锦屏县档案局工作人员在一次下乡村开展锦屏文书保护宣传和征集工作时,在固本乡培亮村一村民家中,发现一份留存100多年的历史文书。它产生于清代光绪年间,具有记录山林田土数量多、涉及面积大、书写规范、书法工整、篇幅长、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特征。它还是一份经过当时地方官府认可核准并印证过的契约文书,即“红契”“官契”,具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性,是一份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它的价值及影响，对于探索和研究锦屏文书乃至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基层治理的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

“执照”记载的内容是发生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的故事。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六月初五五更时分,培亮寨村民范国瑞、范国璠兄弟家中遭遇火灾,所买山林田地契约概被烧毁。灾后,范国瑞兄弟及时邀请其山林土地卖主以及周边人到家中,对其所买的山林土地四抵、田亩等进行回忆,形成登记清册,然后,于清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到黎平府开泰县禀报情况,要求颁给山林土地执照。开泰县衙随即派人员到相距较远的培亮寨进行实地调查,听取乡团意见。经查,情况属实,所呈报的山林田土记录与原有契约所载内容相符，于七月十三日,颁给范国瑞兄弟此“执照”。

“执照”颁发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范国瑞家族依据此《执照》,对其山林土地田亩进行有序管理,直到民国,甚至解放前夕,都较少发生过山林矛盾纠纷和其他诉讼。

“执照”体现的主要特征

版面长且宽大。“执照”将范国瑞兄弟家中所买山林土地和田亩一并进行分类整幅登记成册,用本地产的土纸制成,长达208厘米,高52.8厘米,一般多数契约性文书,长和宽在30-80厘米之间。“执照”是目前黔东南地区发现幅面最长的纸质锦屏文书之一。

涉及内容多。“执照”不仅对所买的多宗山林土地进行登记,也包括对购置的多块田亩情况作记录,其中,山林土地有27宗,田亩有23宗。一般多数契约只是针对买卖对象一事一契,这份“执照”具有“清册”和“登记簿”的功能。

面积范围广。此“执照”登记的山林土地面积达1000多亩,田面积达上百亩,这在锦屏文书中是比较独特的。

记录标准规范。“执照”对每宗山林土地和田亩情况的记录,四抵清楚,叙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条款清晰规范。
    文字工整美观。“执照”采用的是行体字，字迹清晰、行文规范、工整美观,充分展现了文书的书法价值。

信息含量大。该“执照”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法治、民族、生态、人文、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为研究锦屏文书和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提供重要的线索。

“官契”权威性。该“执照”是“官府”针对民间契约损毁,经核查后颁发的“官契”,代表着“官府”的认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官府在收到民间禀报后,及时派人前往实地调查,听取民间意见,并根据调查实情颁发相关“官契”,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反映了当时在锦屏林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官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的互动,强调诚信,体现了锦屏文书“诚信、礼法”的核心理念。

“执照”的时代背景

“执照”文书出自锦屏县固本乡培亮村。培亮坐落在清水江中游的支流乌下江西岸山腰,有着广袤的森林资源,村里民间涉及契约管理的山林土地、田亩区域较为广泛,面积数量多,涉及乌下江中下游沿河两岸的山林土地。这是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苗族传统村落,在青山界四十八苗寨款约组织中,有“礼仪之乡”之称。

在明清时期,随着清水江木材贸易的不断发展,处于清水江支流的乌下江也得到了逐步的开发。民间百姓利用乌下江水系天然的地理条件进行木材交易和水上运输,源源不断的木材从乌下江运至清水江,再输送往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清乾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清水江、乌下江沿岸村寨木材贸易十分活跃,加上汉文化的输入,伴随木商文化的发展,地方“契约”文书得到了迅速的兴起。

自古以来,在农村,人们多以拥有山林田地资源为最大的家庭资产,许多人家只要有一定的经济积蓄,都会想方设法购置山林田土,不断进行家庭资产积累,培亮村民也不例外。在进行家庭资产积累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买卖交易,就必须通过文字形式,立契约为依据凭证,加以保障,确保双方利益的实现，因此,人们对契约文书十分重视,依据契约管理山林田地也就成为资产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培亮村70%以上农户家中收藏的山林土地契约文书就可见证,这对培亮村人的生产生活及文化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形成了地方特有的人文景象,即耕读传家,注重地方人才的培养。

写好“契约”文书是一项重要的事务。因如何写契约,如何准确使用文字表达,契约内容及条款的叙述清楚与否,如何履行双方责任和避免风险,保护双方利益,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由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具备道德素质的人才能担当。但当时的农村,多为环境封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文化困乏,使得那时农村许多村民都不识字,多数人家要进行林木、林地、田土交易,不得不出钱请人代笔,而代笔人除了为买卖双方起草契约条款外,又是双方买卖的见证人。同时,还要协助处理因此利益产生的各种山林田土纠纷和诉讼等问题,每一份契约文书的背后都包含其利益、责任和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地方文化人，就成为当务之急。据培亮族谱记载,在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培亮籍的文、武生共有22人,其中分别为武生7人,蓝翎千总1人,钦赐花翎尽先补用参署古州右营都门府1人,文庠生7人,例授贡生2人。这些人为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执照”文书中的当事人范国瑞,为清光绪例援贡生,范国璠为清光绪文庠生,也正因为他们兄弟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所以,在思想观念上,才有一定的觉醒和法治意识保护家庭财产,敢于主动到地方官府去陈述家中的灾情实况,并积极争取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对于深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来说,是不易的。

如今,透过这份“执照”文书,不仅向后人展示的是一个农村家庭的财产状况记录和呈现培亮村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是清水江木商时代的宿影,留给我们不少的启示和思考。作为锦屏文书的代表作之一,它传递着地方许多传统文化的价值信息,值得不断研究和探索。